编者按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银易配资，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全国两会，都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作出部署。近日国务院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再次强调，“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
如何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如何不断提升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和层次？本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优化物流布局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一环。图为近日在浙江湖州山区隧道进行测试的智能无人物流车，未来有望实现全天候运作。新华社图
■主持人：刘迪本报记者
■嘉宾：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功润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鲁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主持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如何把握它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
高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注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双向推进，即立足实践发展推进理论创新，运用理论成果指引实践发展。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我国在经济理论层面提出的重要范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实践使命。
就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相互关联特征，阐述了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之间的彼此嵌入特征，揭示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生活资料部类和生产资料部类之间的动态平衡特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这些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相结合的结果，是立足中国实践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体现。
就历史逻辑而言，我国现代化事业是由不同阶段组成、具有接续攀升特征的历史过程。当前，就是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就实践逻辑而言，立足新的起点银易配资，必须促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充分、更均等转化为居民福利水平提升，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刘功润：从理论逻辑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遵循生产力优先发展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基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协调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时代，坚持开放与强调国内经济内生动力并重，改变了传统经济理论单纯依赖外部市场的模式。
从历史逻辑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后，中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外部风险增加，其局限性逐渐显现，“以内为主、内外并重”成为经济发展逻辑的自然演进。同时，这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二战后许多国家经济起飞阶段都经历了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我国三线建设等时期的内需型经济建设经验，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历史借鉴。
从现实逻辑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可减少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降低外部风险冲击。中国拥有庞大国内市场和超大规模消费群体，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逐年提高，构建国内大循环能更好挖掘内需潜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显然，“内循环”“外循环”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党中央确立的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李鲁：在理论逻辑层面，新发展格局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化再生产和资本循环的基本原理。从社会再生产层面看，构建国内大循环正是要打通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堵点，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现更高效的交换和消费，保障社会再生产顺畅运行。从资本运行的角度看，国内大循环强调以产业链供应链为基础，推动资金流、物流与产品流在国内经济系统中高效协同运转，实质上是通过畅通不同资本形态的顺利转化，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和经济的内生增长，从而构成稳定、自主、可持续的国民经济运行体系。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要求所决定的。
从历史逻辑看，中国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外需拉动作用趋于减弱，内需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历史上，经济大国的发展路径也显示，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求转向以内需驱动为主的经济模式，这是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也顺应了历史趋势。
从现实逻辑看，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正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正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如何打通经济循环梗阻，发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大国经济独有优势？
刘功润：首先，亟须构建网络协同的统一大市场。要进一步完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物流配送网点布局，最大化降低物流成本。同时，要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企业深度融合，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物流与数据流并行不悖。物流行业数字新基建非一日之功，但加快数字化进程却是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当然，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是要求整齐划一、量化统一，而是要在承认资源禀赋不同、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抓好底层规则和接口的统一。关键还在于通过改革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形成协同效应，推动市场由大到强。
其次，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强链补链任务还很艰巨。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在战略性产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在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兴数字技术与供应链各个环节融合的同时，还应关注线下实体供应链的安全性运营问题，大力支持发展兼具数字化与实体供应链运营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再次，扩大内需市场，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对于我国打通经济循环梗阻、发挥内需主导优势至关重要。我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内需潜力，这是经济发展的强大优势。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可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为消费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不容忽视。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将促使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投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种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将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此外，消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趋势也为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银易配资，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发出更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的转变，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高帆：一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体制机制改革，促使市场在各类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促使价格能够精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着力提高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
二是激发各类企业的经营活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依靠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产权保护力度、提供稳定法律保障等组合举措，持续激发民营经济的投资、生产和创新活力。
三是持续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以及大国经济市场潜力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着力强化企业推进科技、要素、产品、产业、市场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在提升多元化创新水平中形成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匹配。
四是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完善针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和评价机制，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消除地区之间市场分割、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的制度成因。同时，充分释放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发展的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商品流通和要素流动中的交易成本。
五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动力源”，我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与域外形成商品和要素关联。我国需积极推进经贸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对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强化全球南方合作并协力完善国际经贸秩序。
李鲁：打造国内市场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扩大内需总量。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应从以下方面推进：
第一，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是保障市场高效运行的制度基石。
第二，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高效畅通的流通网络是发挥内需潜力的基本要件。建设干支衔接、城乡贯通的现代物流体系，完善冷链、仓储等基础设施，推动市场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提升信息对称性与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统一的要素市场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应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劳动力跨区域自由流动，构建统一的数据和技术市场。同步推进能源、碳排放权、用能权等绿色要素市场建设，实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与生态化管理。
第四，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这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要求。要致力建设全国统一的商品质量体系、标准体系和计量体系，完善追溯、召回与认证机制，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与可信度。同时，增强消费服务供给能力，拓展高质量、多元化的消费空间。
第五，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统一的监管制度有助于稳定预期、保障秩序。
第六，规范不当竞争与市场干预。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释放内需潜力的必要前提。应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和治理内卷式竞争为重要抓手，清理各类地方性限制措施，禁止排他性招商与行政垄断，推动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良性竞争格局。通过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努力构建全国范围内资源共享、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相协调的市场体系。
主持人：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如何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高帆：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来源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国内大循环的“长期成长性”来源于我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态势和需求结构转变趋势。面对“两个大局”相互交汇的时代背景，我国需要不断夯实、激发和放大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促使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从实践角度看，现阶段我国需要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释放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潜力：一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凸显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缩减收入分配差距。三是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进程，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农村居民为重点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依靠政府-市场两种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四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增强对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促使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保持稳定预期，提高其消费能力和意愿。五是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我国居民需求的层次性、差异化、个性化特征不断增强，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价格、竞争机制的作用，促使企业依据市场需求变动提供多样化产品，依靠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回应居民的新需求。六是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依靠激励机制和财税体制完善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使各级地方政府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向“为创新而竞争”“为民生而竞争”，激励地方政府降低对要素配置的参与程度，并提高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在各级政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的情形下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大动能。
刘功润：夯实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关键在于扩大内需和优化消费。近年来，我国消费市场不断升级，品质化、个性化需求日益凸显。要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消费环境等举措，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同时，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以创新驱动消费市场，以消费拉动产业升级，形成良性循环，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持久动力。
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成长性，需要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当前，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瓶颈，应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关键技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提升产业链附加值，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通过提升国内市场的整合度和协同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通过高质量的“引进来”，推动高水平的“走出去”，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高效联通。在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同时，要注意防范化解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如金融风险、产业安全风险等，增强经济韧性。
李鲁：首先，必须稳固国内大循环的基本盘，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积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意愿，强化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内需市场的抗风险能力，筑牢经济安全屏障。
其次，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学研协作力度，培育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高端自主可控。同时，以国家标准引领和数智化、绿色化技术为主要路径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加快布局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为重点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拓展经济增长空间与长期竞争力。
再次，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内外联通中加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能力。国内大循环并非闭关自守，而是在强调国内经济的自主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依托自身市场优势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和高端生产要素进入中国市场，提升产业竞争力与经济韧性，并与之相应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另一方面，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更广泛的国际市场空间，增强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从而实现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这也是近些年中国企业出海浪潮的时代背景和原因所在。
此外，应持续统筹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应通过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市场监管以及完善公共服务，增强市场主体预期和投资信心。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求下，打好政策组合拳银易配资，通过精准的政策工具与稳定的预期引导，避免市场主体行为波动剧烈，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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