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冯紫彤、记者余纪昕牛金所配资
全球化浪潮下，近年来中资银行的海外足迹已从星星点点，逐渐连缀成网。作为金融出海的“旗舰力量”，我国商业银行正建立起覆盖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与“一带一路”沿线关键区域的综合化服务网络。
无论在纽约、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枢纽地区，还是东南亚的印尼、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抑或欧洲大陆的波兰、捷克、匈牙利、塞尔维亚，都可见其身影。这一网络既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提供了坚实的跨境金融支持。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银行机构的全球布局脚步正从过往以欧美为主的传统市场，向“一带一路”、东盟、中东、拉美等地区的新兴市场多元均衡演进。
有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人士向记者表示，在不同区域，中资银行的业务亮点表现出了鲜明差异。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主要聚焦基础设施与能源合作，以项目融资和银团贷款为核心：其中在非洲，侧重于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而在拉美地区，则主要围绕资源开发和贸易往来展开业务，并借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服务深化。
这种基于区域特点的差异化经营或标志着，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策略当前已进入“因地制宜”、与当地产业周期深度绑定的新阶段。
积极布局海外：中行“领跑”，新兴市场成战略重心
据了解，中资银行的境外拓展主要采取代表处、分行和子行三种形式。其中，代表处功能受限，不能开展经营性业务；分行可依托母行信用展业；子行则作为独立法人，能更深入地融入当地市场。从布局策略看，大型银行往往在成熟市场直接设立分行或子行，而在经营不确定性较高的新兴市场，往往从代表处起步，例如中行内罗毕代表处、农行杜尚别代表处等。
在地区点位的分布上，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梳理了各银行2025年半年度财报，综合分析了其境外机构布局，发现各大银行的战略选择存在差异化特点。目前，中资银行境外机构除覆盖传统战略点位外，也正向着更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发。
来源：各银行公开资料，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
国有行仍是“出海”主力军。当前，五大国有银行的境外业务均稳步发展，且各有特色。
作为中国国际化历史最悠久、网络最广的银行，中国银行的全球化布局最为领先。截至2025年6月末，其已在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39家境外分支机构，覆盖范围居行业之首；其中包含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45个。中行今年的半年报中还提到，该行制定《中银香港东南亚区域化发展行动方案》，发挥中银香港对下辖东南亚机构带动作用，提升东南亚机构综合竞争力。加强中银欧洲作为欧盟区域总部的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中后台集约化运营。
工商银行的境外机构数量紧随其后，截至2025年6月末，工行在49个国家和地区布局了413家境外机构，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的30个国家设立了250家分支机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通过战略持股南非标准银行，将服务网络间接延伸至非洲20国，展现出灵活多元的国际化策略。
农业银行则在境外设有13家分行和4家代表处，业务上重点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企业“走出去”。
建设银行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有机构布局，并通过在中国香港、欧洲、新西兰、印尼等地的子行布局，持续打造深度经营能力，强化了区域整合与本地化服务能力。
交通银行的国际化布局同样稳步推进。报告期末牛金所配资，交行在港澳、亚太、欧美等地共设有24家境外分（子）行及代表处，拥有68个境外营业网点，服务网络横跨五大洲和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可为客户提供涵盖存贷款、国际结算、贸易融资及外汇兑换等在内的综合跨境金融服务。
来源：各银行公开资料，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
与国有大行构建全球网络的思路不同，股份制银行的国际化步伐显得更加“精准聚焦”。它们的海外布局往往集中于香港、伦敦等全球核心金融枢纽，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等华人资本活跃的地区，目的是深耕跨境金融、财富管理等细分领域。
以光大银行为例，其国际化进程始于2013年设立的香港分行，随后逐步拓展至首尔、卢森堡、悉尼等地。如今，光大银行已在亚、欧、澳三大洲拥有九家境外机构，形成了商行与投行、分行与子行协同运作的境外综合经营体系。
而作为国内最早发展企业财富管理业务的银行之一，招商银行自2012年起便开始了私人银行业务全球化布局，并陆续在香港、纽约、新加坡等地设立私人银行中心和私人财富管理中心。2023年，中信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海外中心落地香港，依托信银国际超70人的私行服务团队，为其高净值客户访港提供“金融+非金融”“境内+境外”一体化服务体验。
兴业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等也将首家境外分行设在香港。近期发生的是，2025年1月，浙商银行香港分行私人银行业务开业，计划通过“善本信托”联盟和“慈善+金融”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金融服务。
城商行的国际化策略则更具地域特色和客户导向。例如，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的东莞银行，在2021年设立香港分行后，于2025年8月迎来持牌子公司开业，成为全国首家在港同时拥有子行和分行的城商行。位于云南的富滇银行，则将布局延伸至邻近的老挝，服务区域经贸往来。厦门国际银行则通过境内母行与境外附属机构澳门国际银行、集友银行的高效协同，构建了覆盖闽港澳的金融服务网络。
有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近年来，中资银行海外拓展策略发生有着显著的转变。2019年之前以快速扩张为主，通过新设机构或并购实现规模增长；2020年后则进入“优化加密”阶段，新增机构数量有所放缓，但布局更聚焦于战略价值高、风险可控的市场，并注重对现有机构的整合升级与数字化服务能力提升。
收入分化：境外营收增长现“分水岭”，股份行成长性高
中资银行纷纷布局海外，背后是明确的利润驱动与市场机遇。
上述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当前境内资产收益水平仍面临下行压力，而境外市场仍能提供相对较高的利率水平，这为中资银行带来了可观的息差空间，成为其拓展利润的重要抓手。通过优化境外资产结构，将信贷资源投向收益更高的领域，银行得以有效提升利息净收入。
与此同时，东南亚、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金融业务发展水平与国内存在一定差距，这恰恰为中资银行提供了进入的契机。凭借自身在部分细分领域的业务优势，中资银行可填补当地市场空白，通过与本地机构的互补合作实现共赢。
在此双重动力推动下，各大银行正以不同策略竞逐全球市场。然而，记者查询Wind数据发现，2025年上半年，主要商业银行的境外营收虽整体保持增长，但行际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从已披露数据的13家银行来看，境外业务作为国际化经营与收入多元化的重要支柱，其在集团营收中占比的差异，更能直观地折射出各行在全球布局上的战略侧重，以及对当地市场的适应能力。
来源：各银行公开资料，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
首先，从绝对规模来看，2025年上半年大型国有银行的境外业务收入保持了显著优势，并且增长势头较为稳固。
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以783.13亿元的境外营收遥遥领先，不仅体量最大，且相较于去年上半年同期的679.54亿元，实现了14.4%的稳健增长；境外机构营收占比也由去年6月末延续上升势头至23.77%。回顾2020年至今，中行境外收入始终稳居行业首位，占比长期维持在20%以上，显示出其全球化网络优势的持续强化。
Wind数据显示，工商银行该项指标表现上虽以562.52亿元的规模位居第二牛金所配资，且同比微降1.88%，但其境外机构营收占比稳定在13%以上，根基深厚。农业银行今年上半年的境外机构营收同样比去年上半年实现了21.03%的可观增长。
建设银行上半年境外营收达143.60亿元，规模虽不及前两者，但同比增幅高达40.92%。其境外机构营收贡献度也从去年同期显著提升至3.64%，展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
最新业务进展方面，建行相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2025年10月，建行上海分行联动建行亚洲参与客户新一轮全球备用银团，参贷份额5750万美元，进一步深化了银企合作关系。此外，该行的境内外分行联动协同效应也持续显现，例如建行与澳大利亚某矿山巨头合作，通过上海分行与悉尼分行紧密联动，成功签约并放款14.4亿元人民币，此笔银团为迄今规模最大的非中资企业境外人民币贷款项目。
其次，部分股份制银行的境外业务表现出极高的成长性，成为一大亮点。浦发银行2025年上半年的境外机构营收增速尤为突出。其上半年境外营收为79.1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8亿元，增幅达到119.37%，实现“翻番式”的大步增长，并且增幅为被统计银行中最高者，国际化战略成效显著。
中信银行和华夏银行在今年上半年的境外机构营收方面也分别实现11.09%和8.65%的同比增长，占比均有提升；过去三年间，两者的境外收入规模也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
不过，光大银行的2025上半年的境外机构营收相比去年上半年来看，出现了12.72%的下滑，民生银行则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这反映了在市场波动期，不同银行的在业务调整和应对时或存在一定战略差异。
值得关注的是，从该项指标在总营收中的占比来看，各银行对境外业务的重视程度和依赖度各不相同。据wind数据，中国银行的2025上半年境外机构营收占比接近四分之一，较高的比重凸显了其独特的全球性银行地位。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以及新披露数据的兴业银行，其境外营收占比相对较低，均不足2%，说明其业务重心仍高度集中于境内市场，出海业务的潜在空间仍足。
深海行舟：合规、融合与品牌挑战并存
深海行舟，暗礁隐伏。
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生，尽管面对广阔的潜在增长空间，中资银行在境外市场所面临的挑战，相比境内市场仍更为错综复杂，更易遇到“水土不服”的困境。
监管差异已成为中资银行海外展业的核心挑战之一。有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人士对记者指出，近十年已有多家中资银行在欧美等成熟市场因反洗钱、违反制裁规定等问题累计遭受近3亿美元罚款。其根源在于中资银行在海外需同时遵守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规则，双方在监管体系、理念与执行上常存在差异，合规压力颇大。
其次是人才与文化的融合挑战。许多中资银行海外机构的中高层仍以外派人员和华裔员工为主，本土顶尖金融人才占比有限。同时，在国际人才市场上，中资银行在薪酬激励等方面与老牌国际银行竞争“还是相对缺乏吸引力”。
再者是品牌认知与市场适应能力的不足。除少数头部银行外，大多数中资银行因国际业务起步晚、知名度有限，国际品牌影响力仍较薄弱。其开出的保函、信用证于部分市场的认可接受度在客户看来可能会“打折扣”、难以保障企业海外项目顺利落地。
另一方面，来自客户端的市场需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上述人士向记者指出，中资企业出海大致可划分为两大阶段：2017年以前，出海企业以大宗商品、工程承包、能源资源类为主，核心诉求是建立海外渠道；2020年至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行业成为主力，更注重本地化深耕和持续发展，传统单一贸易融资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
关于其所在行的境外客户需求变化，一是服务层次升级，从简单存贷汇扩展至全球司库管理、跨境并购融资、项目融资、汇率风险管理、合规咨询及ESG金融等多元化服务；二是技术需求革新，企业追求高度数字化、线上化体验，期待区块链、AI技术支持下的秒级跨境支付；三是货币结构优化，人民币需求显著提升，企业更倾向于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和投融资，降低汇率风险。
此外，受跨境电商热潮带动，中小企业正成为银行境外金融业务的重要增长动力。它们的需求更具独特性，更关注融资门槛降低、支付结算成本优化以及短期避险工具的易用性。
尽管金融服务供给日益多元，中企出海仍面临融资难、避险难、合规成本高的三重困境，而这正是中资银行伴随企业出海所要解决的核心痛点，以及未来展业方向。
其中，跨境融资问题在中小企业中尤为突出，受制于抵押物缺乏、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融资成本高、流程长、缺口大。跨境资金流动也因母国与东道国监管协同问题而受限，部分国家严格的外汇管制也会影响银行业务落地。汇率风险管理也已成为关键需求，根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金融服务企业出海白皮书》，在新兴市场，只有不足一半的大型企业及不足1/3的中小企业通过远期合约对冲外汇风险。
另据德勤数据显示，合规成本已占出海企业总成本的15%-25%，如果去除法律意识比较强的央企和国企，民营企业出海的合规成本已经超过30%。
破浪前行：重构竞争力
面对来自全球市场的多重挑战与结构性机遇，中资银行若想破浪前行，仅凭过去经验并不足够。业内人士对记者指出，未来银行业的出海竞争力可能将围绕四个核心维度展开：
一是深化全球化协同，通过完善全球网络、整合境内外资源，强化区域总部职能，推动系统与业务互联互通，实现跨区域高效协同。
二是提升本地化经营能力，针对不同市场实施差异化策略，加强跨文化培训与人才本土化，深化对当地市场的理解，并积极与本地机构建立合作。
三是筑牢合规风险管理体系，与属地监管保持常态沟通，建立全流程合规与反洗钱机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管理智能化水平。
四是加快金融科技创新，推进跨境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清结算分离的统一支付清算平台，并积极参与数字人民币国际化，拓展其在跨境贸易中的应用。
从“广布网络”到“精耕细作”，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已步入以“深度经营”为核心的新阶段。未来的比拼，将是全球化韧性、本土化融合与综合服务能力的较量。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持续创造价值，将成为检验银行出海成色的真正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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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馨茹 牛金所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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